第一百五十七章【利益】（3/3）

利。他在变法期间，对秦国的宗室管束极严，到了“日绳秦之贵公子”（每天都要约束秦国宗室）的地步，以至“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这就基本上把秦国的上层给得罪光了。

那么下层老百姓是否可以成为他的靠山呢？不能！且不说小民究竟有多少力量，悲剧性就在于，商鞅变法也使小民心生怨恨。从种种记载看，商鞅既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目的论者，为人刻薄寡恩，为了推行变法绝对不讲温情。他的新法中，设有连坐之法，相当严厉，据说增加了凿顶、抽肋、镬烹之刑。

酷刑固然是西周以来的习惯法，但在战国时期已渐渐淡化，到了商鞅这里重新加强，百姓焉能不怨？

除了秦孝公，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屏障了。

这处境，就相当险恶。

他是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子的呢？

司马迁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之人”，刘向《新序》里也说商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也就是说，他加强了周朝肉刑的严酷性。据说商鞅在渭河边对触犯新法的人行刑，一天内就杀了700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他丝毫不存怜悯。

后世对商鞅的记载，也许有夸张的地方，但所有资料中，均不见商鞅有什么私敌，因此可以断言，他对秦宗室的压制，完全是出于公义。

至于“刻薄寡恩”，估计是由于他信仰法家理论的缘故。人，或者民，在法家理论中基本是没有什么位置的，无非是被驱使的羔羊。法家是目的论者，为了富国强兵，百姓就出让一些自由吧。百姓的感受，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因此，新法实施后，“秦民皆言其便”和“秦民皆怨望”是可能并存的。什么样的话，看在什么场合说而已。

有一位老世族叫做赵良，身份大概是嬴姓中的赵氏一族，曾经去见商鞅。

商鞅问他：“请你说说我之治秦，与五羖大夫哪个更高明？”

赵良说：“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三置晋君，并国二十一，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五羖大夫做相国，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乃五羖大夫之德也。而您呢，您能见到秦王，是通过嬖人（宦官）景监，名就不大正。您相秦也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宫殿，乃面子工程也。刑黥太子之师傅，以峻刑残伤百姓，是积怨畜祸也。您还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这诗来看，你这么做，怕是要折寿。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您可要小心。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您做的这几件事，都不得人心。你出门，后车十数，从车载甲，高头大马做您的车驾，持矛拿戟者随车小跑。这些东西，假如少了一样，您就不出门。《尚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您已经危若朝露了，还想延年益寿乎？您何不归还十五城，在郊区灌园种菜，劝君上尊崇隐居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奖有功，尊有德，您也许可以稍稍安全一点。您要是贪商、於之富，独断秦国之教化，积百姓之怨，君上一旦不立朝（上不了班了），秦国想收拾掉您的，人数还能少吗？您的败亡，可翘足而待哩。”

也不知这赵良是何方神圣，这一大篇声讨词，居然没引得商鞅大怒而动刑罚，只是一个“弗从”（不采纳），就算完了。

但是赵良所说的，后来全都应验了。现代有学者说他是代表贵族利益集团去说服商鞅的，这当然也有可能。但我估计，这篇慷慨陈词，大抵也是司马迁先生的文学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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