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两百七十一章 一代名士（2/3）
百‘药’非常震惊,当即收拾行装,辞别老母妻儿,日夜兼程赶赴鲁郡。
李百‘药’在瑕丘有一座府邸,是鲁郡一个豪望做为儿子的拜师礼送的。能拜在李学士的‘门’下,那可是莫大的荣耀,即便这位当年的太子舍人、东宫学士在仕途上倍受磨难,但他在儒林的地位不减反增,在大河南北的影响力依旧令人瞩目。当初圣主将其贬出京城,直接“发配”到桂州,而桂州就是今日的广西桂林,距离东都非常遥远,其目的就是要把他对中土政治和儒林的影响力降到最低。后来因为行政区划制度改革,罢州置郡,官僚数量减少,东都某些人为了把李百‘药’从边陲荒芜之地‘弄’回来,就乘机免了他的官职。无官可做,绝于仕途,李百‘药’当然只能回家种田教书了,于是李百‘药’重回山东,于是李德林、李百‘药’父子的弟子‘门’生、亲朋故旧纷至沓来,而李氏家族的政治势力因其“领袖”的回归再度凝聚到一起。
很快,李百‘药’在儒林的影响力就恢复如初,而他在儒林的影响力,与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基本一致,并且还有一定的放大效应。
中土儒林是中土贵族官僚的根基所在,儒林在学术上的理论和观点,与中土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彼此需要,互相影响,共同发展,这也是以山东五大豪‘门’为首的、以学术文化为基础的豪‘门’世家不但能够延续千年,还能始终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土命运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土新兴贵族和低等世家与这些超级豪‘门’的根本差距所在,同时,这也是中土统一后中央集权制度改革最为核心的矛盾所在,最大的阻力所在。
自有记载历史以来,中土的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学术理论,尤其自汉以后,政治制度与儒学理论的相辅相成就已经成为一种难以违背的天道法则。
汉武帝实施集权,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而董仲舒的新儒学则以“大一统”、“天人感应”和“以德治国”等新思想为汉武帝的中央集权“保驾护航”。然而,自魏晋以来,中土陷入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乱’,王朝更迭就如走马灯一般迅速,‘门’阀士族政治代替了中央集权制,董仲舒的新儒学也失去了“市场”,中土文化进入了儒道佛三教鼎立时期。在这种政治文化大背景下,中土由大分裂走向大一统,必然是疆土的大一统,政治制度的大一统,还是就是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学术理论的大一统。
现在,先帝、圣主还有他们的志同道合者,统一了中土的疆域,然后是实施政治制度改革,试图完成政治制度的大一统,以中央集权制代替‘门’阀士族制度,但依照历史经验,若想完成中央集权制度改革,必须同时进行文化大一统,也就是重建与中央集权制相适应的以“君权神授”、“天命论”为基础的儒家学术理论。
然而,今天这个时代,不是独尊儒术的时代,也不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而是儒道佛三教鼎足而立的时代,更严重的是,在三教相争中,外来的佛家占据了相当大的优势,同源同流的儒道两家联手都未能击败对手,反而被对手打得节节败退。
当然了,随着中土疆域的大一统,随着政治制度大一统的明朗化,随着“大一统”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快,文化“大一统”也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适者生存,凡顺应‘潮’流者必将生存,这是真理,也是天道法则,所以儒道佛三教都在努力适应时代,适应“大一统”的改革大‘潮’。
佛教做为外来者,有着天生的劣势,但它之所以能在中土蓬勃发展起来,与中土近四百余年的‘乱’世有着直接关系,而它对中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的近乎疯狂的渗透,不但危及到了王朝的兴衰,也严重危及到了本土儒家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于是便有了历史上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灭佛”运动。佛家吸取了教训丨为了生存发展,主动改革,不但在内部进行南北佛教的融合,主动配合政治上的需要,还在外部进行融合,在诠释佛家经义的时候,大量吸收儒家和道家教义,甚至不惜代价篡改经文。
道教在三教中的实力排在最后,尤其北教,就是活跃在关陇的楼观道,同样在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中惨遭灭顶之灾,而南教“上清派”一直得到江左朝廷的支持,发展很快,但面对“大一统”的新时代,南北两教也开始了互相融合,还主动吸收佛教教义,取长补短,竭尽全力抗衡佛教。
儒家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其文化便成为中土的正统文化,其思想便成为中土的正统思想,由此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刻影响着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而自魏晋之后,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陷入绝路,古文经学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治国之本,所以外来佛教的发展,最大阻力就是本土儒家,而且主要是来自山东的以古文经学世代传承的豪‘门’世家。
儒学是处世治国之学,佛教是出世离俗之教,二者是对立的,但佛教劝世人慈悲爱施,普渡众生,这与儒家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爱‘精’神又基本一致,所以两者有调和之处,这也是中土贵族官僚在研习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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